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总和人口生育率已经长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目前在1.2左右，而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也只有1.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2020年相比2019年，全国人口净增204万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鼓励生育的讨论时有发生，近期由恒大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抛出的“印钱生娃”论更是登上了热搜。喧嚣之后需要冷静的思考，我们在讨论鼓励生育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那些基于人口萎缩描绘的灰暗的经济前景是否可信?

“鼓励生育”还是“服务和支持生育”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从中长期宏观的人口经济关系来看，还是从微观家庭个人的具体生育行为来看，“鼓励生育”都是不充分和不必要的。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表示，不管是结婚还是生育，首先要尊重个人和家庭的选择权。“如果觉得生育率低，就砸钱让大家生孩子，我觉得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他还指出，简单砸钱会对不愿意生育，或者不愿意多生的群体造成不公平的负担和压力，制造新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耀军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需要持续的研究，因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存在惯性。

任远表示，生育根本上是家庭自主的决定，应该基于和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鼓励生育”如果偏离了人们生育的意愿，偏离了人们生育行为的具体影响原因，可能反而会不利于家庭的福祉，会带来负面的反对。

“对于生育政策来说，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当前的生育意愿实际上已经高于生育水平，因此存在着‘未实现的怀孕'现象，所以需要服务和支持民众的生育，解决民众不想生、不敢生的困难;但是，生育政策同时仍然需要避免‘未意愿的怀孕'的问题，对避孕节育提供公共服务。因为我们需要的生育政策，不是要去鼓励生育，而是服务和支持生育。服务和支持生育的本质，是服务和满足人们对生育的意愿需求。”任远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向记者表示，在人口学上，很少有鼓励生育这个提法，“有个提法叫家庭友好型支持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生育的，主要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功能不能很好发挥的时候，给家庭一定的支持就成为政策的需求。”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也对记者表示，从提法上更倾向于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因为希望对于个体选择生育的行为，政策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减轻他们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如果是鼓励，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导向性，隐含的目标就是期望我们的生育水平应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史毅说道。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也告诉记者，生育率是内生的，并不是随便指定一个生育率就万事大吉。

“经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比较低是有内在合理性的，例如女性地位比较高，且劳动参与率很高，这样女性选择生育就会有更高的成本，可能会影响职业生涯，或者高收入群体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比较高，所以在这样的国家生育率低是有现实基础的。”王学博说。

低生育率对经济伤害有多大

对低人口生育率的担忧，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人口萎缩将阻碍经济发展。

任远表示，我国“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但是低生育率和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他强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比人口总量和结构更加重要。

“不必过度夸大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我国仍然具有庞大的人口总量，具有9-10亿的适龄劳动力，还有3-4亿的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力资源，而且我国的城镇化还在继续发展。结合技术水平的快速上升，技术对于劳动力仍然存在替代，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则在提高。即使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的人口背景下，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仍然有丰富的积极作用，需要在经济发展决策中加以应用发挥。”任远说。

王学博也表示，实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都是很低的，并没有证据表明低的生育率，会让经济衰退。他举例，欧洲、中国香港、新加坡人口增长率都很低，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口萎缩会阻碍经济，反而现在更多的证据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