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有舆论认为，当人口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将减缓并最终消失。这个逻辑在网络上引起一定认同，形成了一种趋势性的压力，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增速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那些认为高出生率能带来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对应着一份婴幼儿的特定需求，比如奶粉、纸尿布、婴儿车。对应婴幼儿的成长，后续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等服务以及后续成长所需的各种支出。这些新增的需求，在短期内会带来厂商的生产和出货，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企业家信心增加，储蓄率增加。在融资一端，厂商票据的支付和结算频率增加，银行信心增加，投资率增加，经济增速加快。

这一经济增长逻辑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索洛提出的，他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其后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给定收入、技术和资源禀赋条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生育逻辑的增长。尤其在短期内，人口生育在宏观经济中不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一个源于社会和历史积淀的外生变量。二战后西方人口的“婴儿潮”式增长仅持续10年左右，此后的经济增速比“婴儿潮”时期还要快得多，那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部分是从何而来的呢？

经济学家慢慢从经验和观察中认识到，劳动群体单元的经验累积可以提高工序技巧和效率，单位劳动的效率提升及创新带来的GDP更高，“干中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后来，罗伯特·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将教育、科技乃至知识产权等都纳入增长过程，再后来包括制度增长、创新等等，都被看作是经济体内部自生成的动力来源。

人口增长率的高低变化是生育规律所然，中国经济不会因为人口增速下降而减缓，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素有很多。单靠人口增加带来的增长，会出现我国上世纪80年代那样，经济的绝对量增速较快，人均收入增速较慢，新增人口吞掉人均收入增加部分的情况。

当然，人口增速减缓会导致部分经济增速损失。但也要看到，如果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被新增人口吞掉，谈何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呢？“贫穷的增长”不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持久增长范式，从量的拓展向质的提升过渡是更好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如果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速走下去，到2020年将会“standing room only （无立锥之地）”，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平方米。几十年后，当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现时，西方又有一些舆论称人口增速下降将“终结”中国经济奇迹，观点相反，方法论一样。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存在一个潜在的最适宜人口规模数值。中国人能在人口高速增长时期，通过预设计划生育政策引导，将人口规模符合规律地调减下来，也有能力在出现“过调”的时候，通过更合理的方式将它调增到理想位置。同时，中国经济在人口变量的自调过程中，结合技术进步、教育进步、创新增长及制度革新会带来多重动力学机制，不会出现失去动力源的现象。（作者分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深圳市湾区数字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