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作为国都所在，三辅地区对汉帝国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而高度重视三辅区域，自然是汉代区域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贾俊侠所著《两汉三辅研究：政区、职官与人口》(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三辅研究》)一书，堪称汉代三辅区域历史研究的里程碑。于汉代区域史而言，亦是一项非常值得关注的新成果。

一、《三辅研究》的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三辅研究》分上、中、下三编，共九章。上编为“两汉三辅政区研究”，由前三章构成。首章“文献所见两汉三辅之政区”，展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当中包含三辅及其属县名称的史料，以静态呈现为主。第二章“两汉三辅政区沿革及其属县”，对三辅政区形成、治所更动、辖县增减进行了动态梳理。第三章“两汉三辅地位的变化及原因”，通过政区变动判断政区地位升降，进而分析导致地位变化的原因。

中编“两汉三辅职官研究”包含第四章至第七章。第四章“文献所见两汉三辅之职官”，勾稽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当中出现的三辅长官及属官。第五章“两汉三辅长吏之职掌”，以“一般职掌”“特殊职掌”的两分法，对三辅长吏的职权进行了归类。第六章“两汉三辅长吏的选任与迁转”，分西汉、东汉两大时段，考察了三辅长吏的选任、迁出、任期等关键问题，并对相关人事政策的原则性、规律性做了归纳。第七章“两汉三辅佐官及属吏”，将长吏以外的三辅官员分为佐官和属吏两类，对其官称、职掌分别做了稽考。

下编“两汉三辅人口研究”由第八章、第九章构成。第八章“两汉三辅地区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分西汉、东汉两个时段，对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分别进行讨论，并从中发现东汉相比于西汉所发生的变化。第九章“两汉三辅地区的宗族与学术文化”，首先分区域搜集文献所见两汉三辅的宗族大姓，然后以大量实证展示两汉三辅地区的学术文化成就，由此发现三辅学术文化水平在两汉之间的变动，以及三辅区域内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章节设置来看，《三辅研究》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特点(《序二》第6页)。不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该书内容设置更为系统、考察更为深入。在政区沿革方面，《三辅研究》力图扭转以往三辅研究中重京兆而轻左冯翊、右扶风以及县级政区的取向。在职官制度方面，除了将三辅长官的职掌与一般郡守的差异揭示出来，还通过对三辅长官一般职掌与特殊职掌的分别归纳，使两汉三辅长官作为地方官与中央官的双重身份明朗化。此外，该书详细考察了三辅长官在选拔、迁转、任职时限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以及三辅佐官与属官的设置、职能，有助于全面了解三辅政府机构的运转情况。在人口构成、分布及社会文化方面，《三辅研究》注意到宗族势力对三辅地区历史发展的强大影响，并将三辅区域内部发展进度的差异揭示出来，显著提升了三辅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层次。

在研究方法上，《三辅研究》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重视传世文献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认识到考古材料证史、补史的积极意义，尽可能全面占有相关材料。在分析史料时，坚持信则传信、疑则考析的原则，力争全面、完整、准确地挖掘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为提升研究效率及成果的可靠性，作者还大量采用统计方法、表格形式，通过图表比较，揭示两汉三辅地区历史演进的过程。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作序者所指出的，“寓繁于简，不仅能使人把握全局，而且又可以从全局中把握局部，对于分析研究问题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序二》第8页)。

二、《三辅研究》政区史的亮点

读者的问题意识、知识背景不同，学术收获自然有别。就笔者个人而言，《三辅研究》的政区史部分有两点尤为印象深刻。

1.西汉内史的左右分化，以及右内史再分为京兆尹、右扶风

汉代三辅由秦及西汉前期的内史演化而来，内史地左、右分化的时间问题，学术界以往有三种观点，分别为“景帝二年说”“武帝建元六年说”“景帝之前说”。作者注意到，《史记》《汉书》晁错本传或曰“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或曰“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由此推断“景帝之前说”“似乎不能成立”。余下两说，就史料而言，各有所本。《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孝景元年，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可为“景帝二年说”之证据。因为景帝即位次年改元，所谓“孝景元年”，正是晁错本传“景帝即位二年”。而《汉书·地理志》曰：“右扶风，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则为“建元六年说”张本。对于两处记载的冲突，作者认为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两说并不矛盾，关键是要意识到，“内史官和内史地的起源和分化过程是不一样的”，应当“分别对待内史官的分治和内史地的分置时期”。(29页)也就是说，汉景帝元年分置左右的为内史官，而内史地到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