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趋于分化，少子化使得家庭养老负担日趋加重，老年人口的健康与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人口与经济》期刊合办的“快速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口健康与养老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5月26日在海南海口隆重召开。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黑启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广州研究员、《人口与经济》期刊主编童玉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履宽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会议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海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海南医学院等20余所高校50余名专家、学者踊跃参加。学者们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对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口健康与照护、养老模式与政策支持、养老保险与养老问题等领域进行了探讨。

一、健康与照护

老年人的健康与照护是老龄化社会不可回避的难题。郑真真、周云教授将研究聚焦在人生旅程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和照料质量，利用2008—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中对跟踪期间死亡老年人亲属的调查结果，分析了8642位老年人临终时的健康状况、医疗保健获得和利用情况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环境。她们认为：随着未来老年人的子女急剧减少、城镇化的推进和年轻人的流动、退休年龄的延迟等变化，家庭照料能力将明显下降，鉴于文化和习俗偏好以及照料资源的影响，在家中度过人生最后阶段仍将是不少老年人及其家庭的选择。缩短老年人完全失能期、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健康、高质量的照料、社会服务的支持都有助于改善老年人临终前的生活质量。张立龙博士后对2008年、2011年、2014年CLHLS的个死亡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老人仍以“临终在家”为主，而居住在城镇、年龄较小、社会经济地位高、拥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疾病、靠个人收入支付医疗费用的老人更可能“临终于医院”；临终照护者为配偶的老人“临终在家”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认为：在中国老人仍以“临终在家”为主的背景下，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提高其临终医疗服务的水平，从而支持“家庭照护+上门医疗服务”的居家临终照护模式。艾斌副教授对某养老机构42名老年人的身心状况与照护时间结果拟合成决策树估算模型，最终将照护时间划分为轻度照护(20—38分钟)、中度照护(39—46分钟)、重度照护(47分钟以上)，他认为拟合的模型可以减少评估人员的主观判断与技术差异从而保证公平，防止个人倾向性对于照护等级评估的影响，也可通过模型推算的照护时间计算照护费用或者照护人员的配备与工作量核算等，为构建科学的普享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提供计算依据。

童玉芬教授、廖宇航副教授利用2014年CLHLS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退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降低；健康状况对退休老年人劳动参与男性的影响程度比女性强、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比城镇强、对高年龄组老年人影响比低年龄组强。因此，加强老年健康投入和健康保障建设，对逐步推进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王广州研究员利用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北京大学CFPS 2010数据，通过家庭亲子结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型，预测了未来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总量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为576.49万人，预计2050年将超过1450万；2015年中国无子女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在21.13万左右，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00万左右。由于超过一半以上的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而且随着家庭户结构的变化和户均老年人口人数增加，造成每个家庭养老负担凸显。

二、养老模式与政策支持

基于中国老年人口的内部异质性不断扩大、养老需求日趋多元化的背景，刘爽教授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对位60岁及以上的高知(大专及以上学历)和非高知老年人口养老现状、内部差异及养老规划安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养老规划安排上，城镇高知老年人更倾向于投资理财，而非高知老年人更喜欢现金储蓄；在经济保障上，高知老年人主要是自养，非高知老年人更多依靠社会和家庭。随着高知老人群体的不断增加，其养老所体现在金融领域的选择具有普惠、稳健、低风险的特点，这说明高知老年人有更积极、主动提高养老水平与质量的追求，同时赋予了“积极老龄化”新的内涵，而且也为中国的金融产业提供了新的成长点，更为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创造出机会与挖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