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其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一直以来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82年中国政府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也从上世纪70年代的5.81过渡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2.1，这足以说明计划生育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起到的巨大推进作用。但是，凡事具有两面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国策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弊端包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总和生育率徘徊在“低生育陷阱”的临界值，“失独老人”现象普遍等等。因而为了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由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在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全面二孩”政策首次获批。该政策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政策一经批准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2 文献综述

西方在人口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中观点更加集中，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类是较为悲观的人口理论，这一学派的支持者坚持“人口增长抑制经济经济增长”的观点，他们认为应当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一定范围内以防止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过大对经济、环境、资源等造成的破坏。另一类则是较为乐观的人口理论,这一学派突出人口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忽视人口增长导致的负效应。

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和凯恩斯等人就以农业社会为分析基础，担心人口不受到抑制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以算数比率增加。也就是说，他认为人口数量过快增长会产生劳动生产率降低，自然环境恶化和储蓄率降低等负面影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这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支持。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最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不再是土地而是资本。此时，西欧各国人口减少引发了一系列弊端包括消费减少，失业率增加等，也不利于经济发展。这时凯恩斯意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是并存的，人口增长会产生“人口红利”，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减少事业，促进经济发展。这对我国2016年10月起所实行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3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抱怨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反，一些发达国家则总是为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二烦恼。可见，人口问题对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35年间中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从严格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双独二胎政策”再到“单独二胎政策”，最后又演变为“全面二孩政策”。本段将探究中国生育政策发生巨大转变背后的原因。

3.1 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展望：2017次修订）

从联合国2017年修订的世界人口展望中所披露的总和生育率来看。在“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落实后，中国总和生育率连续30多年低于世界水平。且从1995年开始，总是徘徊在1.5个子女数每适孕妇女这一水平上下。根据Lutz等人的观点，总和生育率达到1.5是一个关键点，一旦达到这一水平就会引发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即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提高生育率的困难度增加，最终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陷阱”一词意味着并不愉快地进入，而且一进入就很难摆脱的境地。也就是说，从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上来看已经非常接近这一临界值。如果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中国少子化程度就将超过老龄化，从而就会引发劳动人口供给的减少和青年人口数量的下降等社会问题。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而提高劳动力成本。由于廉价劳动力的缺失，外资企业被迫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这直接就会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青年人口的减少会削弱国家的创新能力。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减少的青年人口数量并不有利于国家高新技术的研发，使得专业技术型人才缺失，最终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并且，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会降低中国的消费能力，因为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数量减少，就会使得内需不足，从而影响GDP增长的稳定性。因此，为了避免“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出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刺激总和生育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