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

长三角人口与经济协同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研究

 

一、引言

作为区域发展差异重要表征之一,人口与经济增长及其协同演变格局很早便引起学者关注,但不同学者对二者关系持有差异化态度(Razin & Sadka,1994;马尔萨斯,2008),特别是在我国建国初期,是否控制人口规模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以白建华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百业待兴,工农业急需发展,需要鼓励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较慢,两者之间出现了错位匹配现象,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应当实施计划生育,将人口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要加速经济发展与资本激励,逐步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匹配(白建华,1954;马寅初,1957)。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学者研究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互动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人口增长满足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带来了庞大的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经济发展则带来就业机会、收入增长及社会福利的改善,进而为人口增长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杨振,2008;肖周燕,2013)。但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区域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其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匹配,不均衡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肖周燕,2013;闫东升和杨槿,2017)。

当前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推向纵深,我国正在重点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作为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有效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均衡匹配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主要从空间演变与影响因素两个视角展开了研究。在空间演化方面,主要采用重心模型、不一致指数、ESDA等方法揭示二者之间的演变规律。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更多地是以定性分析展开,缺少更深层次的定量分析(肖周燕,2013;蒋子龙等,2014;李国平和罗心然,2017)。近年来,部分学者也逐渐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匹配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相互作用规律(肖周燕,2013)。但已有文献对不同时期不一致格局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部分影响因素定量研究文献缺少对空间效应的考量。为此,本文基于人口与经济增长弹性、重心演变和不一致指数等方法,对我国长三角地区人口、经济及其不一致状况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并引入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识别不同时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驱动因素,以期为长三角地区制定更适合当前发展模式的人口增长与经济调控政策、促进区域经济更好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二、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1.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三角上海、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一市的地级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直辖市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2010年行政区划,共计42个城市。相关研究数据依据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对于经济指标数据以2000年为基准进行调整,对部分涉及区划调整的城市数据,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区划调整时间并参考2000年以来增长趋势进行调整、修正。

2.研究方法

(1) 时空格局演变分析方法。① 人口-经济增长弹性。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指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比率,用于衡量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程度(李国平和罗心然,2017)。公式如下:

其中,Ei为i地区的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ΔPi、Pi表示i地区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ΔGDPi、GDPi为i地区GDP变化量和GDP总量。

② 重心。重心作为度量区域内某种属性的总体分布情况的重要指标,在时间维度上能够体现总体分布的演化趋势。其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为某个指标所在区域的重心坐标;Xi、Yi为第i个评价对象地理中心坐标,Pi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指标值。

③ 不一致指数。主要用来反映人口与经济集聚的匹配错位程度或者差异,并采用不一致指数衡量城市发展差距(闫东升和杨槿,2017)。基本公式如下:

(2) 驱动因素及其空间效应分析方法。① 全局自相关。参考闫东升等(2015)研究成果,利用全局自相关模型来验证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空间依赖性。

其中,n为区域个数,Yi和Yj为城市i和j不一致指数,为区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平均值;wij为城市i和城市j的空间邻接矩阵。

② 模型设定与选择。空间计量经济学通过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普通计量模型来测度空间效应,常用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类(Anselin,1998;肖周燕,2013)。为了更加精准研究,本文构建了不一致指数驱动因素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