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出半径缩小，回流趋势明显。近年来，农民工在省外就业比重不断下降，2021年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占41.5%，较2017年下降3.2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除东北地区省外就业占比有所上升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外就业占比总体均呈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作为农业转移人口输出的主要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务工。农民工之所以选择回流，一方面是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伴随着中西部、县域地区产业快速发展，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为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另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工外出意愿的变化，举家外出成本上升、外出融入困难等因素导致农业人口外出意愿降低。也有不少有一定资金积累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成为活跃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

　　深入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调动社会、企业以及劳动者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农民工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大规模开展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多种形式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岗前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训等，给予职业培训补贴，不断提高就业能力。根据制造业、建筑业重点领域以及现代服务业等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积极开展相关职业（工种）技能培训。组织制定急需紧缺职业技能标准，扩大新产业新职业新技能培训规模，让数字技能成为新时代农民工必修课。

　　县域就业创业质量不高。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良好机遇，为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但由于县域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较为滞后，当地劳动力多是在相对灵活的建筑业、服务业岗位工作，以“农牧业+季节性劳务就业”为主，属于“半工半农”状态，工作不稳定。返乡创业人数和市场主体数量虽然在增长，但普遍存在领域集中、竞争力弱、规模较小和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第五，工资收入从快速增长转为稳步增长。2001年至2015年，农民工工资水平年均增速达到11.8%，呈现出总体增长较快的态势。其中2004年至2008年，农民工工资均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增速超过26%。尽管在2009年农民工工资增速降低，但从2010年开始又连续两年呈现20%左右快速增长态势。2012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速开始放缓，2020年受疫情影响仅增长2.8%，2021年恢复增长8.8%。总体来看，农民工收入在经济转型中从快速增长转向稳步增长。

　　第一，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支撑。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农民工群体技能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产业工人主体，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贡献了越来越多的力量。

　　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渐进转移，目前已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劳动大军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主体。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三，大龄化趋势加剧，新生代劳动力供给下降。从农民工年龄结构分布看，31岁至40岁农民工占比最高，达27%；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7年的21.3%上升到2021年的27.3%。同时，年轻一代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30岁及以下年龄段占比从2017年的29.9%下降到2021年的21.2%。从就业地区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明显高于外出农民工，说明留在乡村的农民工大龄比例更高。但无论是本地农民工还是外出农民工，近年来都表现出大龄化趋势，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17年的44.8岁上升至2021年的46岁，外出农民工从2017年的34.3岁上升至2021年的36.8岁。

　　开拓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新空间

　　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技能不足导致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业态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知识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目前我国农民工技能人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距。课题组调研了解到，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约占40%，高技能人才占比仅20%。随着产业发展对从业者技能要求进一步提升，招工难问题日益突出，低技能农民工转岗再就业压力加大。

　　第三，为改革发展注入活力。农民工在城乡间大规模流动，逐步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禁锢，促进了市场中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冲击了传统僵化的劳动用工体制，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企业发展更有活力，并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不断提升劳动力资源效率，为改革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