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后，随着北京市对水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一些河流周边畜禽养殖场陆续被关闭。而西帽山村整体处于水源保护区里，全村的养殖场都需要被取缔，这其中包括李学怀经营10多年的养殖场。

孙福文还没走进李学怀的家门，就向记者介绍，以前李学怀是村里著名的“养鸡大姐”，她没什么文化，但比较能干活，2004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顾虑，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投资养鸡，结果一年挣了五六万，让自家原先拮据的生活有了起色。

在杏树下远眺，能看到白河边上慢悠悠散步的路人。58岁的孙淑芹从河边上挎着菜篮走来，她告诉记者，自家在树林里有一块小菜地，种了些叶菜，在河水里洗洗涮涮，就能拿回家煮煮吃了。她说，以前村民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洗菜，现在家家有洗衣机了，不再蹲河边上捣衣裳了，但腿脚灵活的老人，还是愿意在河边上洗菜择菜。

西帽山村村貌。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张自成在果园查看杏的长势。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西帽山村看起来已是一个现代化的村庄，除了鳞次栉比的楼房，还有小广场和停车场。但白河边上没有石头砌的河堤，只有野草和土坡，人在河边上行路看水鸟，不知不觉间鞋底沾一层新鲜的泥。

在最野河道里过河

村里第一家民宿，是“80后”返乡青年孙吉成在2018年创建的。第一家民宿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引起村民们好奇。孙吉成鼓励村民们利用闲置房屋开办民宿，帮他们联系推广平台，“深山里的民宿，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才能将名声打出去。”

宝山镇政府工作人员田凤珍是在2017年来的西帽山村，担任驻村干部。她回忆，失去养殖场的村民，情绪都十分失落，很多人不知道再干什么，陷入迷茫。西帽山村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下跌至10万元以内，被政府划为集体经济薄弱村。

李学才对目前收入感到满意，除了替村集体养护杏树能挣一份工钱外，他家杏树上的杏子熟了后，还能加工成杏仁再挣一份钱。村支书孙福文告诉记者，2018年开始，首开集团投资780万元帮村里建成了1650亩仁用杏基地，村委会便将杏树全部种植在村民的承包地里，村委会雇人对杏树进行统一养护，这样不仅提高了杏林的养护效率又降低了养护成本，节省下来的费用给养护工发工资补贴，这样不仅让村民增收，还让集体经济增值。

村民把自己家改成了民宿。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摄

孙吉库是村里人最敬重的前辈之一，除了给全村几乎所有上些年纪的人看过病外，还参加了1969年国庆节的游行活动，“当时我们端着小花篮，走过天安门城楼。那会村里是土路，许多人没离开过大山，更没见过天安门。谁能想到，有一天，城里人会来我们村玩啊。”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通了柏油路，人们兴办肉鸡养殖场，经济水平跃入全镇前列。但在2016年，白河部分流域被划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西帽山村50余家养殖场全部被取缔。

“以前除了养鸡外，我们在地里实在刨不到食啊。”李学怀口中的“刨不到食吃”是指种地获得的收入太少。西帽山村几乎都是坡地，极少块长条狭窄的地面，被用作了宅基地。孙福文说，村里的耕地不多，一人分不到一亩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前种玉米，到夏季，人要背着装满麻袋的玉米从山坡上往下扛。

孙福文介绍，2021年，杏树产干果1.1万斤，创造收入5.5万元，等到了2024年杏树成果期，将实现收益34.65万元；西帽山村村集体收入在2020年不足10万元，到了2021年达到16万元，“2022年，我们能突破20万元。”

孙福文和村干部有时候中午会在村委会吃饭，两盘青菜和一盘馒头就是午餐了。38岁的苏九丽就在村委会帮忙做饭、打扫卫生，她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初中，另一个在读幼儿园，她和丈夫目前都在村里公益岗位工作，两人的工资刚够花销，“等疫情缓缓，我们也把民宿开起来，这样手头就更宽裕了。”

乌云从山那头飘来，淅沥沥下起雨。张自成戴着草帽，大踏步在木栈道上走，“我们不能养鸡了，就发展旅游业、发展特色种植业，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的还是北京最野的一条河道。”

西帽山村年轻人不多，孙福文觉得山村要发展起来，还是要依靠走出过大山的青年人，他希望孙吉成能够留在村里做事。经过孙福文一番思想工作后，孙吉成在2021年3月被村里全体党员，一致推选为村两委干部。

如今，山坡上千亩杏黄，人们开始将这些仁用杏收获、加工、包装，再去城里卖个好价钱。载满杏的车辆从山上下来，沿路有新挂牌的民宿招徕客人。舍弃掉养殖产业的西帽山村，靠发展绿色种植、民俗旅游，创造了更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