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舸指出，一些大城市由于人口流入不太明显，老龄化程度较深，比如上海就是我国老龄化程度相对严重的地方。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6.28%。

杨舸表示，大城市的发展，不是只靠某一个或几个重点行业发展，而是整个产业体系都要建设好，这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因此，城市出台的政策措施应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比如说保障性住房，很多城市也把外来劳动力逐步加入到这个体系中。

一般来说，我国老龄化呈现倒置的局面，农村由于年轻人口大量流出，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城市由于人口流入，老得相对慢一些。确实有一些大城市，目前处于人口流入较多的阶段，由于外来人口流入减缓了老龄化的程度。

2021年安徽人口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1年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46.2万人，占常住人口18.7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943.8万人，占15.4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27.8万人，比重上升0.43个百分点。

“此前，很多城市认为自身需要更多人才，因此会把学历职称作为入户门槛，定得相对高一些。后来。一些城市慢慢发现不光是人才的问题，如果要改善整个人口结构，就需要引入更多年轻人口。因此，目前人才储备和劳动力储备，都是城市重点的政策方向。无论是人才政策、户籍政策、公共服务配套等，都是大城市必须考虑规划的方向，吸引年轻人在当地成家立业。”杨舸指出。

城市如何应对老龄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的情况。2021年，重庆农民工总量756.3万人，比上年增长2.7%。其中，外出农民工513.6万人，下降1.7%；本地农民工242.7万人，增长13.4%。

目前，只有部分城市发布了2021年人口老龄化的数据。但从已经有的数据来看，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加深已经难以避免。

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养老负担也在加重。

郑州人口发展报告指出，2021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59%，比2020年上升0.12个百分点。由于受生育观念和育儿负担不断加重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几年全市可能还继续会出现新生人口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对全市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还将持续，致使今后几年少儿人口抚养比持续微降，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中，部分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比如重庆。2021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9%，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4.2%。

由于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各地养老负担加重难以避免。

彭青云表示，目前还是低龄老年人口占主导，未来老年人口中的高龄化趋势会更显著。“关于养老负担分担的问题，以前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力量。现在，即使福利水平高、社保体系健全的现代化国家，养老也很难完全依靠国家，譬如日本。”

为什么？这与人口流入息息相关，比如杭州这座颇为吸引外来人口的城市，老龄化程度相对不高，而重庆此前长期是人口流出地。

对于城市来说，一方面需要改善养老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吸引更多年轻人，以缓解不可避免的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

“城市需要用恰当的人才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来吸引人口流入。哪怕像北京、上海这类落户政策相对严格的城市，目前也逐步意识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一线城市也在想办法留住本地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吸引更多外来的年轻人。”杨舸表示。

老龄化持续加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势。因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在各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不断增大。

杨舸指出，目前我国应对老龄化加深趋势，可以参考日本、韩国经验，二者都经历过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不同的是，我们的人口结构转变可能更快，因为目前生育率下降迅速。因此，我国老龄化比西方国家要快得多，不管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都需要调整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杭州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11.1万人，占总人口的17.3%，比上年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1.3万人，占总人口的12.4%，比上年上升0.7个百分点。

彭青云指出，国家应该做好特困、五保、三无老人，以及经济特别困难、重症失能老人的养老兜底工作，设计好养老服务市场的政策法规，规范好养老服务主体的市场运营，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满足多样性的养老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