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人口增速放缓。长期来看，人口增长趋缓是生育率下降的自然结果。尽管普查数据显示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2010年相比下降6.79个百分点，但是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到9.91年，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接受大学教育层次的人口比例快速提高。

数据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积极肯定中国人口事业发展贡献，也有人不看好中国人口发展进而唱衰中国经济，不一而足。

本文认为，近200年来全球人口转型的经验事实与规律表明，中国人口事业的发展既符合一般性人口转型经验规律，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中国特色。

成功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离不开成功的人口转型。在工业革命开启前的人类社会，人口发展的特点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劳动生产率。经济社会发展深陷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任何可能的生产资源积累都用于人口规模增长的消耗，人均的生产资源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工业革命开启后，医疗卫生水平改善，人口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增长率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劳动资源并扩大了工业产品市场需求，而工业化生产模式改善劳动生产率之后反过来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快速增长与工业化加速推进形成了良性互动。

后来，学者们将上述事实总结成理论，认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可以近似地等于人口增长率。这也是当前部分舆论将人口增速下滑视作长期经济增长悲观预期指标的重要原因。

然而，人口与工业化同步高速发展仅是人口转型的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会推动人口转型进入第二阶段。一方面，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极大地提高了对劳动者创新能力和技术技能的需求，而工业化腾飞阶段所需的熟练劳动力逐渐被智能机械替代;另一方面，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家庭越来越重视生育质量和子女教育，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生育孩子的数量。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需求的转型，与家庭生育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形成同频共振，即使人口生育率下降也能维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其前提就在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就是修正了过去简单地将人口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引入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因素，从而契合了现代化增长的典型特征。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事实表明，高生育率、高人口增长率并不等同于高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

中国人口发展与转型的路径，契合了全球200年以来人口转型的一般规律。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从人口高增长转型进入低增长阶段，而中国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走过了工业化国家上百年的路，类似于快进版的工业化人口转型。

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型仍然有值得总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验。

首先，简单的人口规模与增长并不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都没有迈入按世界银行收入分类的高收入国家行列(2018年标准)。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国，近年来人均收入不断增长，人均GDP成功迈过1万美元大关，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在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取得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不能简单地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等同。

其次，成功的人口转型需要稳定的工业化政策与人力资本积累政策相匹配。中国超过8亿的劳动人口存量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要素，而14亿人口规模发展起来了的超大内需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支持下，中国发展起了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经过多年的教育跨越式发展，中国发展起了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累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