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顺应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特征和形势，党和政府作出的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的重大战略决策。

“银发浪潮”凸显新特点

一是总量大且增速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54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8.1%，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预计“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占到总人口的20%左右，年均老年人口增加1200万左右，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到“十四五”末，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时间周期再次缩短。广东省民政厅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广东省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为1477万人，约占全省户籍总人口的15.3%。加上流动人口，当前广东省老龄人口已突破1500万人，预计到“十四五”末，广东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突破16%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大省。《2019年广州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和老年人口数据手册》显示，截至2019年底，广州市60岁及以上人口175.51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8.40%，在穗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数量已达37.34万人。

二是时空分布不均衡。时间上的分布不均衡表现在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不是持续增加，而呈现波动幅度变化，随早期“婴儿潮”的变化，可能出现多个老龄化潮。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体现在地域之间、城市内部和城市与农村之间三个方面。就广州市而言，《2019年广州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和老年人口数据手册》显示，越秀区、海珠区和荔湾区的老年人口总数分别为30.71万人、27.48万人和21.51万人，占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7.50%、15.66%和12.26%，白云区、番禺区、增城区、天河区和花都区分别为18.04万人、14.17万人、13.91万人、13.70万人和12.43万人；从化区、南沙区和黄埔区三个区的老年人口总量分别为8.66万人、7.48万人和7.41万人。

三是未富先老再显现。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三者同步变化，但是我国老龄化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成为我国老龄化独有的特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全年GDP达101.6万亿元，人均GDP为元，仅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人均GDP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则是老龄化与高收入并存。

“银发经济”成蓝海，蕴藏新潜力

一是老年人口是“资源”，不是“负担”。虽然“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渐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总体而言，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这恰是一个发展窗口期。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劳动对智力和脑力的需求增加，对体力的需求有所降低。而老年期是集知识、经验、技术技能积累于一身的时期，老年人具有丰富的阅历、智慧和经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生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国际上，就有将老年人力资源称之为“第三人力资源”的提法，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仍具有丰富潜力。老年人再就业也可以推动“人口负担”向“人口红利”转变，激活人口的“二次红利”。60岁以后，“退而不休”，部分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并不是因为经济负担，而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老年人再就业不仅可以缓解部分社会压力，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是应对“人口红利”衰减的必选项。在欧美日韩等国家，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以韩国为例，60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在2019年达到了32.9%，位居世界第一。

二是老年人口是“机会”，不是“累赘”。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3亿老年人口，巨大的数字背后蕴藏着庞大的消费潜力，据《2019-2020中国食品消费趋势及创新白皮书》显示，我国老年人的年人均消费水平超过2.2万元。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老年群体的消费开始从生存型向乐享型转变，对老龄产品的差异化和品质化需求随之增加，但是我国老年用品和新兴养老科技企业总量严重缺乏，长期存在供给与需求失调。以老年用品为例，我国市场上老年用品种类仅是世界的三十分之一，特别是可穿戴、便携式监测、居家养老监护等智能养老设备更是缺乏，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以日本为例，2019年老龄化率达到28.4%，催生了“银发经济”蓬勃发展，仅养老产业就达到约8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以养老服务为核心，带动旅游、教育、社交娱乐和消费品等产业的发展。“银发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同时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更是改善民生、满足老年人对美好幸福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