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一篇央行工作论文冲上热搜，意外出圈。这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提到，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中国人口总抚养比预计2030年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只剩下十年。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后，生育率下降减轻养育负担，增加劳动人口占比和生产力带来经济发展的机会。论文认为，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核心是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红利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而近十年来，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产出下降，这与2010年以来劳动人口转升为降直接相关。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前人口红利期得到的好处终究还是要偿还的，并且以前的人口红利越多，事后需要偿还的负担越重。”论文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转型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膨胀转变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以及渐行渐近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

中国人口红利期比发达国家更短

论文提出，目前，中国处于人口转型的第III阶段，即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人的寿命变长（老龄化）；而出生率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和较长一段时间计划生育的影响，呈加快下降趋势（少子化）。这导致我国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速明显趋缓，同时金字塔顶部的老年人占比增加，底部的少儿人口占比减少，人口结构从建国初期的金字塔形转变为目前的长方形（2019 年我国老年人口占12.6%，劳动人口占70.6%，少儿人口占16.8%）。

论文认为，在长方形的人口结构下，中国老龄化程度上升，这是导致GDP增速持续下降， 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由于中国老龄化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严重，老年抚养的负担虽快速增加，但尚能维系；生育率虽持续下降，但在现阶段表现出来的作用仍是少儿抚养的负担减少；再加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仍处在工作年龄阶段——因此，中国人口目前仍然能够维持6%左右的较快自然增长。

“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我国1995年降至50%以下，2019年为41.5%，预计2030年超过50%，显示人口红利还有十年；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还有约十年退休，所以说人口红利还有十年。但总共算起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35年，这与日、韩、加等发达国家相比，都要更短。”论文指出。

现有养老体制难以应对老龄化危机

面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现实，我国的养老体制是否足够应对？

论文认为，中国现有养老体制的初衷是考虑储蓄养老的长远需要，但实际执行下来变为现收现付。这在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尚能勉强维持也简单易行，但一旦遇上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危机，则难以应对。

论文建议，养老制度要由即时支付型转为储蓄型。首先，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从目的看，前者是为了构建社会基本保障网，后者是为了解决短视造成的跨期配置；从产品性质看，前者是公共产品（全覆盖、无差别），后者是市场化产品（有差异、有激励）；从资金来源看，前者应财政兜底，后者则由企业和个人缴纳，政府不应补贴；从缴费标准看，前者是保基本，不应标准过高（基本而非奢侈），后者则可根据企业和个人条件、需求而变换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标准。

“绝大多数人混淆二者（即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并将二者置于养老金下统一讨论，给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论文指出。

其次，论文建议，妥善解决转制成本。在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适度扩大个人账户；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转制成本，保持个人养老金缴费、支付连续，实现平稳转制。

如果仅仅靠推进养老体制改革，还远远不够。论文认为，要多项制度配合。要么降低养老金标准，要么多付出劳动，以实现养老金可持续。前者可降低替代率，杜绝退休工资拿得比在职高的现象；后者可延长退休年龄，但要早做，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同时，养老改革也需以税收制度完善、企业年金法律体系健全、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能力提升、居民养老保障和投资管理意识增强等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