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意义的后人口转变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发展已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和判断这一时期的阶段、内容和长短，但可以确定的是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阶段的中国人口问题将更加复杂和多元。这提示我们，后计划生育时代要尽快跳出人口数量控制和生育水平高低的传统视野，更多关注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自然和社会属性的质量、结构、分布、开发和发展问题。要而言之，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前景和机遇就在于服务国家需求，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实现与计划生育的改革和转型同步，并为之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人口学要为计划生育改革和人口政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但2018年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仍然保留第二十五条条款“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近年来中央对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不断调整和变化，却并未做出大的变动，体现中央对人口发展的重视、对低生育态势的关注，相关政策仍在探索阶段。

这要求人口学界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回应党和国家的需求，为人口政策转型和计划生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要求我们重视计划生育政策留给中国人口发展和人口研究的镜鉴与启示，对“计划生育”重新做出符合时代和人民发展需求的解释；要求我们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恢复生育决策的本来面目和基本逻辑，既实现生育的工具性（比如实现代际关系平衡、年轻人口战略储备）又尊重生育的人文属性（比如赋予自愿、自主和自觉的生育权利）；推动传统“控制生育”向现代“优化生育”转变，破除国人“计划生育就是节制生育”的传统思想。我们要跳出人口增长的“数量观”，树立人口发展的“生态观”，推动计划生育向科学管理人口和优质服务人口转变，实现人口规模适度（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人口质量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发展统筹和家庭能力提升的多元目标。

社会学意义的人口转型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需要人口学界回答的重大问题

社会学意义的人口转型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需要人口学界回答的重大问题，包括从人口转变增长到人口惯性增长，从人口正增长到人口负增长，从人口年轻化到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新人口趋势和问题。问题是学术之母，中国人口转型迫切要求学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人口发展前瞻性议题，制定与时俱进的人口发展战略。具体来说，要求我们加强内生性低生育现象研究，当前我国生育率已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低迷趋势，如何准确把握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上健全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承担生育、养育和教育责任的三育支持政策，促进生命历程视角下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是中国人口学面临的重大课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育研究始终是人口研究的历史使命。

人口态势要求我们加强老龄化和人口流动迁移研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均预测，2050年我国将有1/3人口超过60岁，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和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对我国老龄友好型社会的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建设以及“健康红利”“长寿红利”开发提出了殷切期盼。要求我们加强人口迁移流动研究，2.4亿的流动人口深刻影响了我国生育水平、人口结构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动，进而直接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人口迁移流动新趋势，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此外，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变量特征转变及其交互作用，将直接或者间接地衍生出诸多风险家庭、风险社会和人口风险问题，如何站在人口安全的战略高度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负债问题，如何开掘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非均衡发展时期的“人口新红利”，如何促进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持续收获新时期人口红利，都是人文人口学框架中不得不深思的重大人口问题。

信息科技时代焕发数理人口学的生机，同时要求人口学界积极利用人口数据资源平台，科学甄别数据真伪质量，创新人口分析技术方法。

近年来，人口学特别是广义人口学研究开始广泛使用百度迁徙大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和移动通信系统大数据等人口资料，譬如，分析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变动就是人口研究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的成功写照。人口社会领域追踪调查数据（比如CFPS、CHARLS）和多期截面数据（比如CGSS、CHIP）不断积累，人口数据资源不断整合汇集，信息交换、存储、传输和加工利用技术日新月异，各类人口数据呈指数级增长，给人口分析开拓了巨大的空间，为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础上数理人口学的长足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