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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

Fang Cai

（Vol. 28, No. 5, 2020）

编者语

中国的人口红利曾对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伴随着社会老龄化，原有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当下国际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国内经济也面临着结构调整，中国需要更好的发掘自身的潜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其中人口因素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本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撰写的“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一文从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解读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明确指出了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何开启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作者从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形成到消失的“回声效应”（即从早期的“婴儿潮”到中期的“青年波”直至即将到来的“老年峰”形成的过程）出发，对我国生育政策演变做了解读，发现即使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仍不能改变人口转变趋势。原因在于生育率下降趋势主要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且老龄化问题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不会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重现。与此同时，伴随医疗卫生水平提高，老年人寿命会延长，与老龄社会共舞是未来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基于这一事实，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十分必要的。需要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深度发掘老龄人口的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增长动能。

针对这一变化，作者分析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来源。作者指出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更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打破了资本报酬递减，从而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第二次人口红利应着眼于借助变化了的人口因素保持合理的投资回报率，同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储蓄转变为投资。

作者认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参与率递减；第二、人力资本递减；第三、消费力递减。作者通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佐证了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受教育的程度）的递减，并根据世卫组织数据预测了老年人健康寿命的延长，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了这个群体消费能力的下降。为了打破这些瓶颈的制约，作者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发展打破现实的人力资本制约，增加在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2、促进老年人口的就业。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应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应聚焦于保障那些年龄偏大劳动者的就业稳定。3、提高老年人的收入，促进他们的消费。以稳定劳动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突破口，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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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 World Economy

A bimonthly fully peer-reviewed SSCI journal featuring original academic work exami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ris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co-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Wiley, with ISI impact factor of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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