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大都市圈的集聚，如果这种制度上的约束与市场效率是相背的，那么，户籍制度所损害的将是资源在中国城乡与区域间的合理配置，这就不再只是户籍那些事了

市场经济最坏的敌人就是阻碍资源再配置的制度障碍。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市场经济最坏的敌人就是阻碍资源在地区间再配置的制度障碍。

对于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大国来说，市场经济最坏的敌人就是阻碍资源再配置的制度缺乏公正性。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和服务经济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资源在农村和城市间再配置的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现象就是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的大国，城市化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过程，它还必然涉及到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布局，这也是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再配置，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过程。城市体系的合理化需要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市场力量自发地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只有这样，具有不同自然、历史、制度等条件的城市才能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

当前中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

城市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和个人根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生产地和居住地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向大都市圈的集聚，如果这种制度上的约束与市场效率是相背的，那么，户籍制度所损害的将是资源在中国城乡与区域间的合理配置，这就不再只是户籍那些事了。然而，无论是从企业还是从劳动力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去沿海地区或大城市仍然是更有效率的选择。

事实上户籍制度仍然在制约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接近沿海大港口意味着接近国际市场，而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则意味着接近国内市场，中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它到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也就是说，不能人为地割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如果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长来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其结果可能是对中小城市的增长也不利。

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也和户籍制度的现状构成一对矛盾。在现代经济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因此，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相比之下，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人口规模较大，更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于是，大城市成为高技能人才的聚集地，其劳动生产率也更高，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增长引擎。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大城市对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多样性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强。发达国家即使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大学毕业生在向大学生众多的大城市迁移。

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趋势来看，大学生比例高的城市，其大学生比例提高得更多。在职业方面，高技能职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其高技能职业比重提高得也更多。高技能劳动者向大城市集聚时，也会产生更多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为他们在同一生产单位内是互补的，同时，高技能者也会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生活服务业的需求。因此，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带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一国的城市体系通常呈现这样的格局：大城市更多集中了现代服务业，而中小城市则相对更多地发展占地更多的制造业，并服务于周围的农业。

虽然事实上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但是，户籍制度却仍然在制约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在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落户条件上普遍采取了歧视低技能者的措施。有幸的是，最近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表述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城市政策时说，“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政策表述相比之前还是有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上海这样的沿海特大城市，政府近来正在尝试借助行政手段来减少外来人口数量，这类政策的实际效果值得怀疑，更与这座城市所希望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