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勒卡雷的间谍文学——冷战时期的社会缩影

约翰?勒卡雷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作有《巴拿马裁缝》《女鼓手》《柏林谍影》等，其中《柏林谍影》曾获美国埃德加?爱伦?坡奖和英国金匕首奖。“冷战”是勒卡雷作品的核心主题，这些以冷战为主题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冷战时期欧洲各国的社会状态。

勒卡雷对冷战时期的英国社会的细腻把握来自于他从事间谍工作的经历--他曾经服役于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并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被派遣在针对东柏林的情报部门工作。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融入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并使其对于间谍工作的细节描写富有真实感。无论是《柏林谍影》中的亚力克?利马斯，还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乔治?史麦利，都能够在冷战时期的间谍工作中找到原型。

勒卡雷亲身经历了间谍工作的危机四伏，敏感地意识到英国处于风云变幻的冷战时期，于是勒卡雷以悲观的口吻表达了对国家的昔盛今衰的批判。《柏林谍影》亦不同于传统的间谍小说，侧重反映了柏林墙建立之后本国高层情报机构中的逐渐暴露的共产主义渗透。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勒卡雷间谍小说的两部代表作--《柏林谍影》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主人公的间谍活动和错综复杂的间谍任务来剖析冷战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云变幻，以此窥探冷战时期的国际态势和英国的未来走向。

二、从利马斯到史麦利——社会环境的变迁

勒卡雷创造了英国间谍文学史上两个经典角色——《柏林谍影》里的亚力克?利马斯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的乔治?史麦利。他们处于冷战的不同时期，分别反映了在冷战的不同时期英国的特色。

1.利马斯——英国与东方意识形态的矛盾

首先是处在柏林墙初建时期的利马斯，他的存在充分体现了英国的矛盾性和谨慎行事的特点，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眼看中情局在东柏林的情报网支离破碎，利马斯被安排去东德情报部门头目蒙特面前假装成叛逃的英国特工，并且利用费德勒对蒙特的怀疑，来诬陷蒙特是双重间谍。但是，这次间谍活动的真实目的是让东德政府增加对蒙特的信任，同时保全英国间谍蒙特。

利马斯的矛盾性体现在他与费德勒的交谈之中。利马斯来到东德与费德勒会面，他的实用主义和费德勒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利马斯在与费德勒交涉时，他认为东德“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然而费德勒反驳道,“我们双方的合作有个前提，那就是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国家的特工那样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当利马斯得知费德勒是以信仰为动机加入东德情报组，“不为名利所惑，乐于奉献，能够舍小我而取大义”时，其内心深处是欣赏费德勒的，而间谍任务又在时刻提醒着他，费德勒不过是搞垮蒙特的工具。这既是利马斯个人矛盾心理的体现,亦暗示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鲜明对立。

2.史麦利——英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相比之下，《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背景是当年轰动世界的“剑桥五人圈”事件。英国军情六处发生了两次“大地震”：即费尔比事件和“剑桥五人圈”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费尔比控制了军情六处中针对苏联的部门。此时费尔比的大学同学麦克莱恩被怀疑是双重间谍。费尔比帮助麦克莱恩脱身，二人回到苏联后再也没有回来。

双重间谍事情公之于众之后，引起了英国社会的恐慌，“早期的研究指出，苏联对英国的情报渗透在英国情报界形成之前就已开始，以至形成‘菲尔比事件’所暴露的‘剑桥五人圈’。”

与《柏林谍影》相对简单明晰的单线式无间道相比，《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故事结构更加发散、琐碎，作者运用了多条故事线索来展开情节。勒卡雷通过描写塔尔与苏联女间谍的故事、学生比尔?罗奇对神秘老师吉姆的观察、“证据作战”的惨败、史麦利妻子的不忠等多条线最终引导史麦利揪出“鼹鼠”。这种多线的、时空交错式的结构将情报机构内部的复杂性仿佛置于一个权力场，“成为各种力量的对抗场景”，体现了双面间谍事件的错综复杂性。

三、时势造英雄

1.柏林墙危机之后英国的缓和政策

如上所述，利马斯的矛盾性来源于冷战时代英国的矛盾处境。虽然英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但是其实实力已经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