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为10.48‰，跌至1949 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从人口学角度看，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减少一方面与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与已婚人口的生育意愿改变、弱化有关。

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人口时代

人口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和持续低迷，导致0—14 岁少儿人口逐渐下降的现象和过程。具体而言，人口少子化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指0—14 岁少儿人口的比重和人数不断下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儿人口占比为36.3%，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40.4%，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33.6%，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27.86%，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22.89%，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为16.6%。近几年由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我国的少儿人口占比有所上升，2019 年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2017 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 年明显增加，达到了883 万人。2017 年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比2016 年提高了11 个百分点。显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显现的同时，“一孩”的出生数量却有较多下降。2017 年我国“一孩”出生人数724 万人，比2016 年减少249 万人。

总体上看，人口少子化态势难以阻挡。根据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80 后”“90 后”“00 后”的人数分别是2.19 亿、1.88亿、1.47 亿人。也就是说，“90 后”比“80 后”少了3100 万人，“00 后”又比“90 后”少了4100 万人。

二是指全国育龄女性非生育率下降且低迷，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数据显示，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快速转型为“低出生、低生育”社会，其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65 以下，略高于政策生育率（大约1.47）。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时，低生育现象更为稳定，TFR 降至1.22；到2010 年，进一步下降到1.18。2015 年全国1%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其中“一孩”生育率仅为0.556，低得出乎意料。多项数据显示，中国早已掉入低生育陷阱，TFR 不仅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2左右，而且从世纪之交开始持续低于1.5 甚至1.3。

不争的事实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新人口问题已然不是生育率过高问题，而是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如何走出低生育陷阱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解决，伴随而来的是人口问题的转型。

2019 年我国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 万人，占总人口的18.1%，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占总人口的12.6%。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中国老龄化会加快发展，“十四五”期间预计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0 年之后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超过20%，届时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最大问题是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未备先老”，养老保障体系负担加重，养老金短缺将成为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无所医、老无所护是正在被放大的社会风险，而少子化则是来自源头的根本挑战。

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存在着弱持续发展甚至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趋势，最终会制约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人口的发展，社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早已出现，今后养老金压力大、劳动力人口不足等问题会更加严峻。2018 年以来，许多城市竞相推出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抢人大战”频频上演，这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宣示着人口低生育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人口时代，人口负增长为期不远。

低生育陷阱：事实抑或假说

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二孩生育效应被一再高估的原因是，一些人没有看到人口表象背后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说，我国的婚育文化在改革开放的洪流冲击下已经被彻底改变。2011年，笔者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提到，中国已掉入“超低生育陷阱”。这一判断是基于多年的观察，我国已经出现的超低生育率不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是晚婚少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意愿性、选择性、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卷性的低生育率现象。意愿性、选择性和内生性的概括旨在说明生育观念根本转变、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强化和生育动力严重弱化的事实，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卷性则旨在说明低生育的三个特性，即低生育已经形成反弹力几乎丧失殆尽、持续走低的惯性和机制。中国遭遇的低生育现状所隐含的人口萎缩风险将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之后一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