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新疆孤悬塞外,多被一些人视为“独立王国”。彼时内地军阀连年征战而政权更迭,西北诸马亦于甘宁青地区扩张各自势力并与国民政府争西北之利,1943年国民党党部势力才得以大批涌入新疆以把握新疆大局。期间由于疆外各方势力无暇西顾,而疆内三任省政府主席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均视新疆与世隔绝、独立发展为己任,尤以杨增新治新时期为重;又由于地处偏远而交通不便,“人种庞杂”而文化风俗与内地不一,受英俄势力夹击而致边疆危急,使得民国时期的新疆显现出与内地迥异的风貌;也由此吸引了一批仁人志士远赴新疆,以各种身份游历新疆天山南北,其游记或日记中所见所闻所思,是认知民国时期新疆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补充,也是新疆地方志或民族志写作弥足珍贵的一部分。

诸多游人及其游记中,重要者当首推谢彬(谢晓钟)于1916-1917年以财政部委员身份赴新疆勘查财务所书《新疆游记》。谢彬遍历天山南北,走过当时新疆43个县级单位中的38个,足迹几遍及新疆全境,记录新疆之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户籍垦殖、金融货币等内容极为丰富,又将所感所思汇集为“新疆计划书”。同期又有林竞以勘测路线为目的,于1918-1919年的第二次西北之行,其《蒙新甘宁考察记》详细记录了各个路段行程的勘测数据以备此后铺设西北铁路、公路,是反映民国前期新疆北路交通、贸易、人文的重要参考。1927-1928年,徐旭生以“西北科学考查团”团长的身份与斯文·赫定等于1928年入新,其《徐旭生西游日记》不仅记录了新疆东路至迪化沿途风物、民情、实业,且详载了亲历之杨增新至金树仁的政权更迭。1931年,杨钟健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赴新,沿途以《西北的剖面》记录了新疆北路及南路鄯善、吐鲁番一带的人文自然景观,尤其是金树仁执政时期关口检查及与俄之关系。1932-1933年时,吴蔼宸以政府顾问的身份、以开发阿尔泰山金矿为目的入疆,其《边城蒙难记》详述了彼时新疆北路交通、实业之状况,并见证了金树仁至盛世才的政权更迭及当时与马仲英有关的事件。除上述名士以各类身份肩负不同使命赴新考察外,还有另一类完全以游历为目的入新见闻,以天涯游子的《人在天涯》为代表,其于20世纪30年代漫游新疆,所记游历之处地域特色与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个人及民间层面再现新疆当时风貌,可纳入人类学的写作范式。上述国人及其游记记录新疆,源于考察者身份、使命、关注点及行走路线的差异,考察时段的不同,除普遍记载所经之处地理水文、风土人情、农业垦辟、实业发展、交通、边境贸易等,还各有侧重,体现了个人感受及时政对游历的影响。

以下试从交通与信息获取、经济、边疆危机与应对等三方面探讨上述游记对于民国时期新疆边疆危机之主要印象及思考。

一、新疆交通与信息获取之梗阻

(一)交通状况

由于内地至新疆路途遥远,行旅困苦,民国时期的新疆游记中无不记有自甘肃、内蒙进入新疆或经由俄境进入新疆每一主要旅程的行程里数,尤以林竞因测勘路线而记录得最为详实,“由奇台至此(迪化),计行四百九十八里。哈密至此计行一千四百二十里。兰州至此,计行四千二百五十二里。丰镇至此,共行旱路七千零三四十里。北京至此,总计行七千八百四十二里。”*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除此之外,游记中所涉及交通状况多指出自内地至新疆交通之困难,及假道俄境入新之便利与无奈,并由此引发改善内地至新疆交通以解西北边疆危机之感慨与谋略。

由于交通工具有限且道路简陋、路况复杂,人们多依赖马、骡、骆驼等畜力以进入新疆并行走于疆内,因此行程时间较长且路途艰辛。“由京至新,取道陕甘或蒙古草地,均须三月内外。假道俄境,亦须月余。由省城南至喀什噶尔、莎车、和阗,非两月内外不达。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犁,东至哈密,北至阿尔泰,各须兼旬方到。交通迟滞,不第欧美各国所无,即在本国行省之中,亦属鲜有。”*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57页。骆驼为当时商人出行、运货的主要畜力,“至于骆驼行期,由古城(奇台)至迪化,平常七十日可达,运货则至少非半年不可。”*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第167页。除此之外,“沿途见有步行者甚多,远则京、津,近则陕、甘。身被老羊皮,背负干馍馍,外携饭锅一,水葫芦一。到站,则觅骆驼粪为薪,架石为灶,烧水和馍馍为食。”*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