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号称“新平冶陶，始于汉世”[1]。然而对于瓷器的制作，就文献所载和田野发掘来看，目前只能大致判断景德镇制瓷时间最早约当中晚唐时期（9世纪前半叶）[2]。至于景德镇设立制瓷官窑，史籍则明载于元。《元史》云：“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3]以元至元十五年（1278）设浮梁磁局为标志，景德镇进入官窑时代。因此，我们考察景德镇的历史人口及窑业工匠，主要集中于元至明、清时期。

在元代，工匠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元《国朝文类》载：“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于往昔矣。”[4]景德镇的窑工因官窑所系，虽未被召至京师，但设浮梁磁局、升浮梁县为州[5]等举措，已足以说明元廷对于景德镇窑业的重视。元朝早期，为官府服务的工匠来源主要是战乱所致的各族俘虏和普通民众，包括蒙元初期被迫迁入的西域工匠、蒙古大军东征西讨时俘虏而来的各地工匠和蒙古灭南宋后拘括的汉人工匠。如成吉思汗征伐额达拉、撒马尔罕、马路等城池时，俘虏了许多能工巧匠，其中仅撒马尔罕一地就得“有手艺的工匠三万”。[6]在攻掠今辽宁、河南等地时，情形类似，也获得大批工匠。《元史·木华黎传》：“广宁刘琰、懿州田和尚降，木华黎曰：‘此判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又《何实传》：“甲申，孛鲁征西夏，以实分兵攻汴、陈、蔡……颖，所至有功，计枭首一千五百余级，俘工匠七百余人。”[7]1221年，拖雷进兵马鲁（今土库曼斯坦之马里）后，“传令：除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久，蒙古大军进占尼沙布尔（今伊朗东北境内之尼沙普尔），“把活人杀光，仅剩下四百人，这些人因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并被送到突厥斯坦，其中一些人的后裔至今仍能在那里找到”。[8]此外，蒙古国时期还屡次大规模地从南部征服区招集工匠，如至元十二年、十六年、二十四年，“括江南路民户为匠”等[9]。据估计，蒙元在西征与占据华北期间掳掠的工匠和忽必烈时代检括的工匠总计可能达两百万户。[10]

蒙元残酷血腥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迫使人民四处流徙，尤以自华北至江南居多，其中也包括身挟一技之长的工匠。《元史》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无艺业者多，今已选定诸色工匠，余十九万九百余户，宜纵令为民。”[11]即元廷一次即获得了近十一万户拥有高超技艺的江南匠人。而《元史·忙兀台传》又提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12]可见北方民众“转徙江南”已成为当时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官府才不得不出台相关措施予以阻止，甚至企图将之遣还。但从有关记载来看，效果并不显著。

终元一代，人口逃亡的问题十分突出。早在太宗十年，耶律楚材上奏请免逃户赋役：“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旧，天下兵之。公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安。”[13]这些逃亡者数量何其惊人，竟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至元中后期，世祖忽必烈嗜利黩武，曾先后任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专理财政，“百色检敛”，迫使大批农民“远徙他所”。[14]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云：“内地百姓流转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15]二十八年，户部在上天下户时，于各路、府、州户口之外，另有游食者四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八。以一户平均五口计，即约八万余户。[16]元代统一全国后，由于水旱饥荒，特别是沉重的赋役剥削，造成全国大量的流民。据统计，自至元十七年（1280）到至正七年（1347），全国较有影响的流民事件就近40起。[17]这些流民发生的地区以北方为甚，而他们的流向则以南方为主。例如北方蒙古地区的流民多向南逃到陕西、四川等省；陕西、山东流民又逃到河南，并和河南流民一起逃到江南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元代的全国经济重心在南方，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富庶。

由于大量北方民众逃奔南土，致使元朝早期南方部分地区人口激增。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户口》记载，南宋末年（咸淳乙巳，1269），浮梁县人口“户：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二，口：一十三万七千五十三”，而到元朝初年（至元庚寅，1290），其地人口已剧增为“户：五万七百八十六，口：一十九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合计净增五万五千余人。[18]又如明弘治《徽州府志·户口》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休宁县户口：“户：三万六千六百四十八，口：十九万一千六十四，……北人户……匠户……往往进退不常。”[19]其人数与浮梁县相当，这清楚表明元初南方地区，例如饶州府的浮梁县（当时为州）、徽州府的休宁县等，人口波动强烈，其中应包括不少外来人口以及匠人。与宋末元初战乱时期浮梁人口暴增相异的是，同样经过战乱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浮梁人口则是急剧下降。《浮梁县志》载：“洪武辛未年（1391），户：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口：一十万四千九百七十。”[20]这与元至元庚寅时人口相比，下降幅度达45%，正与当年浮梁人口增长41%相反。此后，直至明末，浮梁人口大致均在洪武辛未年基础上略微上下浮动，再无急剧变化。[21]但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至康熙平三藩、收台湾时（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饶州府（七县）人口才一十四万七千八百八十三，[22]尚不及元朝早期浮梁一县的人口。直到清代中叶，浮梁县人口才逐渐恢复。据光绪《江西通志》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浮梁县人口达到二十五万二百九十，而道光元年（1821），则为二十八万八千二百二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