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医疗技术的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逐渐提高，这固然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其中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另外我国的人口结构来看，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11.4%，长寿风险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会造成养老金空账加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危机等后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疾病的治愈率也比之前有了大幅的提高，与此同时，其所带来的长寿风险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广义的长寿风险是指目标个体或群体的寿命超过预期所带来的风险，分为个体的长寿风险与整体的长寿风险。长寿风险对于个人，关系着个人的年老生存的问题，对于整体，无论是商业保险公司，企业的年金基金还是政府的养老金系统都将带来严重影响，长寿风险的管理也成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成为很多国家都面临的社会问题，对各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挑战，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也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对于老龄化背景下长寿风险管理的研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长寿风险现状

一方面，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趋势如图1所示，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都会使预期寿命提高（见图1）。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来看，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7%，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与抚养比的提高使之前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提高，随之产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上升，在国际上产品价格的竞争力降低。

人口老龄化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中国未富先老，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远低于我们同等老龄化程度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策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老龄事业发展明显滞后，我们面临的形势不能说不严峻（见图2）。

生育率能反映未来人口结构的趋势，1990年开始不断下降，国家政策从计划生育到2015年全面二胎施行，生育率有所反弹但不如预期，2017年又再次下降。生育率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生育的成本等因素影响。

长寿风险的管理

对于个体的长寿风险从过去依靠个人储蓄，养儿防老，到有了养老保险制度之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成为主要的方式，企业年金与商业养老保险为辅。

对于聚合的长寿风险，传统的方法有通过产品组合对风险进行对冲，如寿险与养老保险就具有天然的对冲关系；通过再保险将风险转嫁给再保险公司；通过产品创新在定价时就考虑到长寿风险进行控制，如精算模型中固定死亡率改为浮动死亡率。

传统的方法由于自身局限，风险转移的效果一般，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长寿风险。创新的方法有变额年金保险，与资本市场收益率的表现挂钩；长期护理保险，适应老龄化趋势，市场潜力巨大；反向抵押贷款，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以房养老；证券化的方式，将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如发行长寿债券，死亡率互换，死亡率期权、期货，q-远期等形式。

图1 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图

图2 1990年-2017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与老年抚养比

国外对长寿风险创新管理的实践

国外对于长寿风险进行了很多创新的实践，欧洲投资银行于2004年11月尝试公开发行了长寿指数债券，25年期息票式债券，发行面额为5亿4千万美元，购买者不多，2005年底撤回。而对于长寿互换交易则好了很多，首次长寿互换是2007年4月瑞士再保险与英国生活办公室Friends'Provident之间，但这次并不是在资本市场上的。首次资本市场衍生品的交易是于2008年1月，摩根大通和英国养老基金收购公司Lucida之间，首次资本市场的长寿互换是2008年7月，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收购了英国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5亿英镑养老年金业务，这是针对保险公司125,000名被保险人的长寿风险而定制的40年互换，摩根大通担任中介并承担反方信用风险。英国是进行长寿互换最为频繁的国家，其后又进行了几十次的长寿互换，涵盖保险公司年金买断，私营部门养老基金与地方政府的养老基金。2011年8月，英国最大的商业电视制作商ITV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达成了一项价值17亿英镑的定制长寿互换，互换成本为5千万英镑（交换价值的3%）。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长寿互换是由英国保诚保险公司于2014年7月达成的160亿英镑的英国电信养老金计划。而在美国、爱尔兰、瑞士、德国、荷兰等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长寿互换（见图3）。